2012年7月7日，一群來自認知神經科學、神經藥理學、神經生理學、神經解剖學與計算神經科學領域的頂尖學者，齊聚在英國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參加「法蘭西斯．克里克紀念會議」（Francis Crick Memorial Conference），主題正是人類與非人類動物的意識研究。當天晚上，與會學者在劍橋一間飯店的會議室裡簽下了一份文件，這場簽署儀式甚至有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在場見證，並由CBS電視台的《60分鐘》節目團隊記錄下來。
這份文件，就是後來廣為人知的《劍橋意識宣言》（The Cambridge Declaration on Consciousness）。
這份宣言主筆是加拿大神經科學家菲利普．羅（Philip Low）；共同編修這份宣言的，還有創立「情感神經科學」（affective neuroscience）這門學科、時任華盛頓州立大學動物福祉科學講座教授的賈克．潘克賽普（Jaak Panksepp）；長年研究海豚認知與溝通、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杭特學院的心理學教授黛安娜．萊斯（Diana Reiss）；專攻頭足類（如章魚）神經科學與意識研究的神經科學家大衛．艾德曼（David Edelman）；以昆蟲（果蠅）為模式動物、研究睡眠與專注力神經機制的昆士蘭大學腦科學研究所教授布魯諾．凡．斯溫德倫（Bruno Van Swinderen）；以及《紐約動物意識宣言》簽署者名單中也能見到的克里斯多夫．科赫（Christof Koch），他當時擔任艾倫腦科學研究所首席科學家。
這份宣言對現在熟悉動物倫理討論的人來說，或許並不陌生。但回到2012年，這份宣言本身，就已經是一次相當大膽的科學表態。
宣言說了些什麼？
宣言首先指出，意識研究這個領域正快速發展，許多新的研究技術讓科學家得以更精確地探測動物腦中，哪些神經迴路與意識經驗及知覺密切相關。接著，宣言用相當大的篇幅說明：情緒的神經基礎，並不侷限在大腦皮質，許多在人類身上引發情緒的皮質下神經網絡，同樣存在於其他動物身上，甚至連缺乏新皮質的幼年人類與非人類動物，也保留著部分相關腦區的功能。宣言也特別點名了鳥類，尤其是非洲灰鸚鵡，指出牠們在行為、神經生理與神經解剖上，展現出與人類相似的意識演化特徵；喜鵲在鏡子自我辨識的實驗中，也表現出與人類、大猿、海豚和大象相似的自我導向行為。
在鋪陳完這些證據後，宣言做出了它最核心、也最常被引用的正式宣告：
「沒有大腦新皮質，並不妨礙一個有機體體驗情感狀態。匯聚而來的證據顯示，非人類動物擁有產生意識狀態所需的神經解剖、神經化學與神經生理基礎，同時也具備展現有意圖行為的能力。因此，證據的份量顯示，人類並非唯一擁有能夠產生意識之神經基礎的物種。包括所有哺乳類與鳥類在內的非人類動物，以及包括章魚在內的許多其他生物，同樣擁有這些神經基礎。」
這段宣告雖然只有短短幾句，態度卻毫不含糊：人類並不是唯一擁有意識神經基礎的物種。宣言明確指出，所有哺乳類與鳥類，以及包括章魚在內的許多其他動物，都具備產生意識狀態所需的神經條件。現行版本的附註進一步指出，相關證據也涵蓋十足目甲殼類、其他頭足類動物與昆蟲等許多無脊椎動物。章魚之所以在正文中被特別點名，並不是因為牠是唯一有力的無脊椎動物案例，而是因為那場會議剛好安排了一場章魚研究的科學報告，正文便以牠作為代表。這段補充透露出，起草者所考慮的動物範圍，其實遠遠不只章魚一種。
為什麼用「意識」而不是「感知能力」
細看《劍橋意識宣言》的用詞，會發現它談的核心概念是「意識狀態」（conscious states）與「情感狀態」（affective states），關注的是動物是否擁有能夠產生主觀感受的神經基礎，例如喜悅、痛苦這類正面或負面的情感經驗。這和後來《紐約動物意識宣言》使用的「現象意識」（phenomenal consciousness）、「感知能力」（sentience）等哲學語彙相比，劍橋宣言的語言更貼近神經科學的實證傳統，強調的是「動物是否具有與意識狀態相關的神經迴路與神經化學機制」，而不是先從哲學角度為「意識」提出完整而封閉的定義。
這也反映出這份宣言的性質：它是一群神經科學家基於當時累積的腦科學研究成果，所做出的專業判斷，而不是一篇試圖解決所有意識哲學問題的概念性文件。
這種務實而直接的風格，也讓它在發表當年引發了不小的媒體效應與公眾討論，但同時也招來一些學者的批評，質疑宣言是否已經充分說明，人們應該如何從神經與行為證據推論另一個生命的主觀經驗。
值得深思的科學辯論
一個常見的批評角度是：宣言列出了動物與人類在神經結構、神經化學、行為表現與生理反應上的多項共同特徵，卻沒有提出一套明確而通用的標準，說明哪些證據足以判定一個生命具有意識。
這並不表示宣言只是單純主張「動物和人類的大腦相似，所以動物也有意識」。它採取的是匯聚證據的推論方式：當神經解剖、神經生理、藥理反應、行為表現與演化關係都指向相同方向時，最合理的科學解釋，就不再是預設這些動物沒有主觀經驗。
真正留下討論空間的問題是：這些不同證據應該各自占有多大的份量？哪些指標能跨越哺乳類、鳥類、魚類、頭足類與昆蟲之間巨大的神經系統差異？十二年後，《紐約動物意識宣言》改用「強而有力的科學支持」與「現實可能性」這兩種不同強度的說法，某種程度上正是把這些證據差異表達得更加清楚。
後續影響
《劍橋意識宣言》留下的影響，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層面，是它確實把「動物意識」這個原本比較侷限在學術圈內討論的議題，推向了更廣泛的公眾視野。霍金出席簽署儀式、CBS《60分鐘》團隊的記錄，都讓這份宣言在發表當下獲得了遠超一般學術聲明的關注度。後續研究也將這份宣言視為動物意識與感知能力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這份宣言由一批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公開表明：否認人類以外的動物具有意識，已經愈來愈難以符合累積中的科學證據。對許多動物福利與動物權益的倡議者而言，這份宣言此後也成為一項重要的科學依據，用來支持「動物的感受必須被認真對待」這樣的主張。
對動物感知能力的法律承認並不是從這份宣言才開始，但在宣言發表之後，相關觀念確實逐漸進入更多國家與地區的法律及政策。歐盟早已在《里斯本條約》第13條中將動物承認為具有感知能力的生命；此後，英國、紐西蘭與澳洲部分地區也陸續以不同形式作出明文承認。《劍橋意識宣言》雖然並非這些法律變化的唯一原因，卻成為這場更廣泛轉變中最具代表性的科學表態之一。
第二個層面，則是它為後續一系列類似宣言，立下了一個清楚的範本。2022年，《蒙特婁動物剝削宣言》（Montreal Declaration on Animal Exploitation）在標題與內文中都明確呼應了《劍橋意識宣言》，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主張應當終結各種形式的動物剝削；到了2024年，《紐約動物意識宣言》（The New York Declaration on Animal Consciousness）則延續了劍橋宣言的方向，並把不同物種所獲得的證據強度區分得更清楚。
回頭看這份誕生於2012年劍橋一間會議室的短短聲明，它或許不是一份試圖解決所有意識問題的理論文件，卻確實在那個當下，讓世人重新正視一件事：人類並不是這個世界上唯一擁有意識神經基礎的生命。
在此後的研究中，科學家持續擴大觀察的物種範圍，也持續發展判斷動物主觀經驗的方法。不同物種究竟擁有何種形式的意識，仍有許多問題等待回答；但現有證據已經足以要求我們停止把「只有人類才有感受」當成理所當然的預設，並重新思考人類應當如何對待與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其他動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