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越來越多研究指出動物擁有驚人的智慧：羊能靠照片認出同伴的臉、灰鸚鵡能理解語言並做加法、烏鴉會製造工具和解謎、蜜蜂似乎理解「零」的概念、章魚是公認的逃脫大師與問題解決者。這些發現，你或許已經不陌生了。

但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如果相關證據已經累積到這種程度，為什麼人類花了這麼久才開始正視？究竟是什麼擋在我們和動物之間？

任教於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Integral Studies的心理學者Jonathan Erickson，在2022年的論文《Revisioning the Animal Psyche》中，不只整理了這些科學突破，更從深度心理學的角度，追溯那套「動物是低等存在」的信念如何被建構、如何被維護，以及——最關鍵的——我們如何才能真正拆解它。他的核心主張是：阻擋我們重新看見動物的，往往不只是證據是否充分，而是一套延續了兩千多年的文化神話，以及深植在集體無意識中的心理投射。

故事要從西元前四世紀說起。亞里斯多德建立了「自然階梯」（Scala Naturae）的分類體系，將所有生物按照「完美程度」排列成一道階梯，人類理所當然被放在最頂端。這套架構在當時帶有一定的經驗觀察基礎，但畢竟比現代科學方法的誕生早了將近兩千年，本質上仍是高度推測性的。然而，它被早期基督教會全盤接收，與「上帝將動物放在地球上供人類使用」的聖經世界觀緊密結合。從此，西方文明關於動物的核心神話就此定調：人是萬物之靈，動物是為人而存在的資源。

這套觀念定調了西方文明數千年來對待動物的基本態度，但真正把它推向極端的是十七世紀的笛卡兒。在他的身心二元論框架下，人類主觀心靈之外的整個世界都被視為一種機械裝置。動物是這個機器世界的一部分——笛卡兒直接宣稱動物是「無意識的自動機器」，不會感受痛苦。

這個論斷的後果極為深遠。如果動物感受不到痛苦，那麼人類對牠們做什麼都不存在道德問題。解剖、囚禁、屠宰，一切都可以心安理得地進行。笛卡兒為後來數百年間對動物的系統性剝削，提供了哲學上的免死金牌。

其實，反對的聲音並非近代才出現。早在十九世紀，達爾文就在他較少被提及的著作《人類與動物的情緒表達》中，提出了人類與動物之間情緒具有演化連續性的詳細論證——情緒是身體對事件的具身反應，這種反應在人類與動物之間是相通的。然而，達爾文的這個面向長期被忽視，並未真正撼動主流的階層式動物觀。

Erickson指出，這套敘事之所以如此根深蒂固，不只是因為哲學和宗教的影響——背後還有巨大的經濟利益在支撐。工廠化農場、動物製品產業、土地開發與資源開採企業，全都仰賴「動物只是商品」這個前提才能運轉。更複雜的是，這不單純是富人維護現狀的問題：數以百萬計的普通人依靠這些產業謀生，如果動物使用的法律與慣例突然改變，許多人可能面臨實質的經濟衝擊。人類的經濟需求與動物的生存權利糾纏成一個難以解開的結。

這也是為什麼光靠科學證據並不足以改變現狀——當一套信念同時被哲學傳統、宗教權威和經濟體系所支撐，它就不只是一個「觀念」的問題，而是一整套結構性的利益共生。

論文中引用社會心理學家梅蘭妮．喬伊（Melanie Joy）提出的「肉食主義」（carnism）概念，進一步揭示了文化敘事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無形運作。Joy指出，我們對不同動物的態度，其實是由一套隱形的文化信念系統所決定的。同樣是聰明、有情感的動物，為什麼許多人對「狗肉節」感到憤怒，卻對豬肉烤肉毫無感覺？

Erickson以自己養豬的親身經驗指出，當你真正與一隻豬建立關係，你會發現牠們聰明、善於溝通、充滿情感——研究甚至顯示，在某些智力測量中，豬的表現可能高於狗。但因為豬無法用多數人類準備好理解的方式為自己辯護，我們便將集體繼承的文化故事投射到牠們身上，心安理得地視牠們為食材。而除非我們有過與豬建立個人關係的獨特經驗，否則我們對豬的認知就只會停留在所屬文化群體傳承下來的集體敘事——那個說「豬就是拿來吃的」的故事。

靈長類學家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為這種集體盲目現象取了一個精準的名字：「擬人否認」（anthropodenial）。我們總是被警告不要「擬人化」動物，不要把人類的特質投射到牠們身上。但Erickson從深度心理學的角度指出，投射其實是雙向的：我們確實可能把動物沒有的想法投射到牠們身上，但同樣地，我們也會把自己的文化偏見投射上去——認定牠們愚蠢、沒有感受、只是機器。後者這種投射，才是兩千年來真正遮蔽我們視線的東西。我們不是高估了動物，而是系統性地低估了牠們，否認我們與動物世界之間的演化親緣。

德瓦爾主張的「演化認知」觀點，提供了另一種看待智慧的方式：不同物種演化出了不同形態的心智，來適應各自的生態需求。心智的演化不是一條從蠕蟲到人類的單一直線，而是像一棵大樹一樣，分支出無數種成功的、適應各自環境的認知形態。人類的認知方式，只是動物認知的「其中一種」。

這徹底翻轉了「自然階梯」的思維。動物的智慧不該被放在一條單一的直線上跟人類比高低——重點不是「牠們有多接近人類」，而是「牠們發展出了什麼樣獨特的心智來回應自己的世界」。當我們不再執著於排名遊戲，才能真正看見每個物種獨特的心靈世界。

2012年，一群神經科學家簽署了《劍橋意識宣言》，正式指出：缺乏新皮質（neocortex），並不代表一個生物就無法體驗情感狀態；大量匯聚的證據顯示，非人類動物具有支持意識狀態的神經基礎，包括所有哺乳類、鳥類，以及章魚等其他生物。這不是動保團體的呼籲，而是由神經科學家提出、建立在數十年腦科學比較研究上的重要聲明。

Erickson的論文特別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他不只停留在認知科學的層面，還引入了分析心理學創始人榮格（Carl Jung）的思想。榮格在多處著作中表達了對動物的深切情感，他曾寫道自己愛所有溫血動物，因為牠們「擁有和我們一樣的靈魂」，與我們共享喜悅、悲傷、愛恨、飢渴、恐懼與信任——生命最本質的體驗。他甚至坦承，比起人類，他有時更信任動物。

但更重要的是榮格在理論層面的貢獻。榮格提出的「原型」（archetype）概念——那些組織心理生活的先天行為與經驗模式——他認為並不專屬於人類。他明確指出，某些原型也存在於動物之中，植根於生物體本身的特性。母熊護子之所以能成為「母性」的象徵，正是因為牠體現了母親原型最原始、最野性的形態。我們之所以能理解母熊的行為並對此產生共鳴，是因為我們和牠共享著對母性原型的深層直覺理解。

榮格更進一步指出，即使是昆蟲，也可能擁有某種非常基礎的原型性心靈。他用切葉蟻的例子說明：每一種本能都帶著自身情境的完整圖像——蟻、樹、葉、切割、搬運、真菌花園——缺少其中任何一個條件，本能就無法運作，因為它離不開這個完整的模式。這意味著，我們或許有理由進一步思考：即使是一隻螞蟻，是否也可能以某種極其基礎的方式，活在一個有意義的圖像世界之中。

Erickson將榮格的這些洞見與現代神經科學家Rodolfo Llinás的理論連結起來。Llinás認為，從演化的最初期開始，動物神經系統最原始的功能之一，就是產生「圖像」（image）——將感官資料整合成一幅內在的圖景，用來導航外在世界。即使對一條蠕蟲來說，任何有效的環境移動——朝向食物或遠離危險——都依賴於感官資料的整合，形成對外在世界的內在模擬。

這意味著，在人類出現的五億年前，圖像就已經是心靈的基礎了。

從這個前提出發，動物行為學者坦普爾．葛蘭汀（Temple Grandin）——她本身就是以圖像思考的人——長期主張，動物的心智是以圖像而非語言為基礎的。動物沒有文字，但牠們的世界充滿了多感官的意象：視覺、聽覺、觸覺、嗅覺的圖像不斷交織。而當這些有意義的圖像在漫長世代中反覆出現，就形成了我們可以理解為「原型」的經驗與行為模式——母親、後代、掠食者、安全空間、同伴、盟友。

Erickson甚至提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想法：正因為動物沒有文字，牠們或許比人類更完整地沉浸在這些原型模式之中。人類的抽象思維讓我們與直接的經驗之間產生了距離，而動物可能活在一種更直接、更完整的原型體驗裡。

論文最後提出了深度心理學可以為動物研究帶來的幾個重要貢獻。

首先是「投射與移情」的分析框架。深度心理學早已認識到，人類在所有關係中都會進行無意識的投射——將自己內在的圖像、期望、敘事投射到對方身上。心理學家瑪麗-路薏絲．馮．法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甚至認為，投射是每一段有意義的關係的起點，而逐步收回投射、看見對方真實面貌的過程，才是關係深化的關鍵。

這個框架完全適用於人與動物的關係。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對動物投射——當然會，就像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對彼此投射一樣。真正的關鍵在於：我們能不能意識到自己在投射，並有意識地修正？

其次是一種「詮釋的藝術」。與鸚鵡共同生活數十年的菲比．葛林．林登（Phoebe Green Linden）主張，榮格的夢境詮釋方法對跨物種理解有深刻啟發。榮格面對每一個新夢境時，會先告訴自己「我完全不知道這個夢意味著什麼」，然後與做夢者合作，一步步揭開夢的意涵。Linden認為，我們與動物的互動也應該採取同樣的態度：每一次互動都是全新的，需要在經驗數據之外，同時運用情感、想像和直覺來穿越溝通中不可避免的模糊地帶。

這不是說我們應該把自己關於動物的幻想當作事實，而是要願意嘗試不同的理解方式，當動物給出超乎預期的回應時，有勇氣修正自己的假設。如同詮釋學中的「詮釋循環」——我們透過局部理解整體，再透過整體理解局部，在一次又一次的修正中逐步逼近真正的理解。

最後，Erickson引用瑪麗．沃特金斯（Mary Watkins）和蓋爾．布萊蕭（Gay Bradshaw）提出的「跨物種心理學」（trans-species psychology）概念，主張建立一個人類與動物心靈完全對等的心理學模型——人類不是主人，動物不是財產；人與動物的相遇，是兩個相互交織的心靈現實的會面。

然而，在擁抱這些新視角之前，Erickson對自己所屬的深度心理學領域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自我反省：我們必須警惕將動物僅僅化約為人類心理成長的「象徵」的傾向。榮格學派的學者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直率地指出：我們不能只關心夢裡的狐狸，卻忘了門廊下面那隻真正的狐狸。將動物納入「內在動物」的概念，不能變成一種讓自己感覺良好的自我投射。

蝴蝶破繭不只是為了映照我們的蛻變，母熊護子不只是為了當「母愛」的隱喻。牠們有自己的生命經驗、自己的情感世界、自己的心靈現實。我們重新認識動物的心靈，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與非人類的親族建立更真實的關係。

Erickson在論文開頭特別強調了一件事：這場「重新看見動物」的運動，對西方科學來說是嶄新的，但對人類整體來說並不新。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數千年來一直以「非人類的人」（non-human persons）的方式與動物共存，視動物為親族，而非資源。西方文明正在透過科學方法重新學習的，其實是原住民族從未遺忘的古老智慧。

當科學已經走到這裡，我們是否願意誠實面對一個問題：我們的法律、我們的產業、我們每天對待動物的方式——是建立在事實之上，還是建立在一個兩千年前就開始編織、至今仍不願放手的古老神話之上？

在我們的偏見之外、在階層迷思之外，存在著一個廣袤的野性世界，等著歡迎我們回家。在那裡，人類的心智只是一個充滿生命力的、超越人類的龐大心靈之中的一小部分。

也許，是時候讓真實的動物，從我們的投射中走出來了。

📖論文出處：Erickson, J. (2022). Revisioning the Animal Psyche. Journal of Jungian Scholarly Studies,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