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農曆新年假期期間，我們分享了人與馬的多樣關係，包含《重新思考人與馬的關係——更少控制更多理解》、《速度的代價：賽馬產業的光鮮與陰暗》、《觀光馬車如何剝奪馬匹自由》、《當馬蹄聲躍入圓環——關於近代「馬」戲——歷史篇／清境篇》。從這些案例可以看到，馬在人類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極為多樣，涵蓋同伴、勞役、展演與競技等不同位置。
然而，當這些馬匹退役、受傷、高齡，或因飼主資源不足而被視為「不再被需要」(unwanted)時，牠們往往被送往屠宰場，最終被製成肉品或其他製品。
值得注意的是，「不被需要的馬」(unwanted horse)不只是日常描述，也是一種用來框定馬匹處置與福利問題的政策與治理語彙。
趁著年假尾聲，在此分享Bernard E.Rollin〈The "Unwanted Horse"—A Modest Proposal（「不被需要的馬」——一個小小的建議）〉一文摘要（全文可見留言）。
Bernard E.Rollin是美國哲學家，曾任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哲學、動物科學與生物醫學科學榮譽教授，並常被譽為「獸醫醫學倫理學之父」；他在該篇文章不只是質疑一個字詞是否恰當而已，更是追問這個看似中性的說法是否在命名問題的同時，也將人類在主動建立關係後應承擔的責任退到了背景之外？
誰的「不被需要」？
Rollin指出，「不被需要」(unwanted)一詞在概念上極具誤導性。我們會把一匹白色的馬稱為「白馬」；其中「白」是馬本身具備的內在屬性。但「不被需要」卻不同，它是相對於人類而成立的關係屬性。馬匹並不會自然而然地變成「不被需要」，這種狀態完全源自人類在自願承擔責任後，對該責任的背棄。
他強調，當我們獲得一隻動物時，就等於對牠的生命與福祉作出終身承諾，無論是同伴動物還是工作動物皆然。
然而，社會上充斥著衝動飼養與隨意遺棄。這不僅讓無辜動物受害，也把處理後果的重擔轉嫁給第一線人員。這使動物收容所員工與獸醫承受巨大的「道德壓力」，因為他們必須為人類的不負責任執行幾乎無休止的撲殺。
對於部分人士將馬匹送往屠宰場以換取金錢利益的辯護，Rollin表達強烈憤怒。他認為，屠宰並非解方，而是推卸責任的行為，更是企圖從不負責任中獲利。
在Rollin看來，這種思路可與Jonathan Swift的諷刺文〈A Modest Proposal（一個小小的建議，相關介紹請見留言）〉形成對照。該文以荒謬的口吻提議將貧童當作食物賣給富人；而這種荒謬之所以成立，正是因為在兩種情境中，受害者（馬或兒童）都是完全無辜的生命，而原本應承擔照顧責任的人，卻試圖將責任轉化為利益。
接著，Rollin指出人類與動物在痛苦經驗上存在重要差異：人類可能為了未來目標而忍受當下不適，但沒有充分證據顯示動物具備同樣的權衡能力。就動物的心智經驗而言，真正構成其世界的是當下的生活品質，例如疼痛、飢渴與恐懼。從這個角度看，將馬匹運往屠宰場，無疑會為牠們帶來強烈的壓力、恐懼與痛苦。
在此基礎上，Rollin進一步區分了「運送至屠宰」與「真正的安樂死（genuine euthanasia）」：他批判前者是人類不負責任的方便出口，同時也未將後者視為理想解方。對他而言，安樂死本身仍有道德上的問題，尤其牽涉我們是否把動物當成可因便利而撤回承諾的存在。不過，即便在社會仍堅持殺死牠們的前提下，他主張至少應採取真正的安樂死程序，以避免動物承受運送與屠宰造成的額外痛苦。
防微杜漸的警告
Rollin在文中引述中世紀神學家與經院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觀點，指出人若長期習於對動物施加殘忍，這種行為傾向可能進一步形塑其對人類的對待方式。也就是說，對動物的殘酷行為可能侵蝕人的德性，並進而破壞社會倫理秩序。
拋棄動物的社會代價與制度回應
針對這個問題，Rollin提出一種看似嚴厲、但值得正視的制度主張：社會不應允許缺乏資源的人承擔動物的生命責任。換言之，在飼養之前，應要求飼養者證明自己具備足夠的經濟能力（例如於購買時繳納保證金），以因應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變故。
從美德倫理學(virtue ethics)的角度來看，這不僅是動物福利政策的問題，更是社會品格的問題：我們是否希望自己所處的社會，將動物視為可以任意拋棄的物品？如果一個社會允許人們在幾乎沒有代價與制裁的情況下放棄責任，那麼它不僅無法有效遏止未來的遺棄行為，還可能持續傳遞出一種錯誤訊息：不負責任的行為並不需要承擔後果。
同時，Rollin也坦言，這類主張未必能在短期內落實；但他認為，將問題說清楚、把責任重新放回人類身上，本身就是改變社會思考方式的重要一步。
對於馬，以及所有被人所用動物的生命責任
馬與人的關係向來多樣：牠們曾是歷史上、乃至今日某些地方的勞動力，是賽場上的競技者，也是在當代與人相伴的休閒同伴。
然而，正如Rollin所呼籲的，動物不應僅僅依照牠們對人類的功用與便利性來被定義；我們更應重視並尊重牠們的生物與心理本性（telos，亦可理解為該動物依其本性所具有的基本需求與生命傾向）。
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自己與這些動物之間的關係？若這些跨物種關係本就是人類透過馴化、繁殖、圈養、訓練與制度化使用所建立——包括工作動物、同伴動物、經濟動物、展示動物與實驗動物——那麼真正需要追問的或許是：我們是否已準備好承擔與此相稱的生命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