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想到馬戲團，腦海中浮現的往往是空中飛人、小丑和各種珍禽異獸。然而，近代馬戲的誕生與發展，很大程度奠基於「馬背上的表演」與對馬匹身體能力的運用。
馬匹不僅是早期的重要主角，更深深影響了馬戲團的空間設計與表演形式。
戰場上的生死之交：馬戲表演的軍事起源
近代馬戲的重要推手之一菲利普·阿斯特利(PhilipAstley)是一名退役騎兵。在七年戰爭(1756-1763)結束後的數年間退伍，他帶著在戰場上磨練出的騎術回到倫敦，開始以騎術特技吸引觀眾，並以他的白馬「直布羅陀」(Gibraltar)等馬匹進行表演。
當時的退役騎兵們將軍事訓練與騎術技巧轉化為驚險的展示：在飛奔的馬背上倒立、空翻，呈現極致的運動能力。這背後確實可能存在人馬之間的依附與默契，但也同時意味著馬匹被納入人類的風險與舞台需求之中；牠們的安全、休息與選擇權並不在自己的掌握裡，而是在表演制度與人類命令之下被配置。
42英尺的圓圈中的表演
馬戲團最經典的元素之一「圓形劇場/圓環」，與騎術表演及馬匹的物理條件密切相關。阿斯特利在1760年代開始使用並推廣圓形場地，他發現直徑約42英尺(約13公尺)的圓圈，能讓騎手在馬匹奔跑時較容易維持平衡（與離心效應相關）。這個尺寸後來被廣泛沿用，並成為傳統馬戲場地中最常見的規格之一。
自由馬術項目（或稱自由馬戲—Liberty Act）的馬真的自由嗎？
阿斯特利相關傳統中也出現了被稱為「自由馬術項目」的演出形式：馬匹在沒有騎士、少見或不使用明顯韁繩的狀態下，依靠訓練師的口令、手勢、獎賞與長期訓練形成的制約完成動作。這裡的「liberty」更多指向「呈現上看起來更少束縛」，而不必然等同於權利意義上的自由。
這樣的呈現有時被解讀為更「柔性」的互動，但馬匹仍無法決定是否上場、何時下場、以什麼條件生活，馬匹「看起來自願」不等於「擁有選擇」權利。
時代的輪轉：機動車輛的崛起與「新馬戲」的誕生
20世紀中後期，社會對動物福利與動物權的討論逐漸擴大，文學與新聞等也更常描寫並批判動物訓練與展演背後的殘酷，使大眾對動物表演的正當性產生質疑。這股浪潮大致在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之間推動了「新馬戲」等趨勢：部分團體開始減少或放棄動物演出，轉而專注於人類的雜技、劇場與身體極限表演；後來如1984成立的太陽馬戲團(CirqueduSoleil)等代表性團體，也以無動物演出成為重要標誌之一。
包裝下的人與動物關係
由於馬在文化記憶中的地位仍難以抹滅。2000年代起，加拿大魁北克等地湧現如Cavalia等新型態的馬術馬戲或馬術秀；這類當代表演試圖將馬匹包裝為人類的「家人」與「朋友」，強調如夢似幻的唯美連結。然而，即便照護條件看似改善，但舞台上如跪下、翻滾等「服從」動作，更凸顯牠們被要求配合人類娛樂需求。這顯示出，即便在當代，馬戲展演中「人類對動物的支配」仍可能以更柔軟的包裝延續存在。
從戰場上的生死與共，到圓形劇場內的奇觀展示，「馬戲」表演的歷史是一面映照著人類如何把動物納入自身需求、並如何合理化這段關係的歷史軌跡。
後記：東西方「馬戲」的巧合，與人如何使用動物
中文把circus譯成「馬戲」意外精準：中國古代典籍裡，馬很早就被放進「奇觀」的位置。西漢《鹽鐵論》就寫「百獸馬戲鬥虎」，把「馬戲」與百獸展示並列。東漢張衡《西京賦》又有「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描繪以馬為主體的大型表演場面。唐代《舊唐書》〈音樂志〉更把「蹀馬」排進宮廷宴享演出次第；這些將馬用於「表演」、「取悅觀看者」的習慣從古到今、從東方到西方一直存在....
參考資料：Katie Lavers(2015).〈Horses in Modern, New, and Contemporary Circus〉,《Animal Studies Jour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