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年關注賽馬傷亡與產業結構問題的Horseracing Wrongs在首頁寫著：「You can love horses. You can love horseracing. You can’t love both.」（你可以愛馬，你可以愛賽馬，但你不能兩者都愛。）我們認為這句話忠實呈現了賽馬產業最難以迴避的核心矛盾：一方面人們以「愛馬」來理解自己與馬的關係；另一方面，賽馬作為一個以速度、成績、投注與繁殖價值運轉的系統，必然把馬推向高風險、可替換、可淘汰的位置。當兩者同時成立，「愛」就很容易被拿來替制度性的傷害與可預期的傷亡提供情感上的遮蔽與合理化。

有人賽馬稱作「王者運動」（Sport of Kings）。但在光鮮稱號背後，隱藏著一段把動物從合作夥伴轉變為商業資產的歷史。

現代賽馬的主角純種馬(Thoroughbred)，不是自然演化中偶然形成的族群，而是在人為選擇下、以特定目標（速度與競賽表現）長期繁育並固定血統的結果。早在18世紀，透過引進外來種馬與英國母系繁育、再配合選擇性育種與血統制度，逐步形塑出以速度為核心的馬匹型態。查爾斯·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以家畜育種說明人類會依自身偏好選擇繁殖性狀；在賽馬體系裡，這種偏好被具體化為對「更快」的無限追逐。

然而，當生命同時被當成商品，在速度至上的邏輯下，倫理衝突便無可避免。

為了儘早回收投資，讓馬在2歲便進入比賽、甚至更早開始系統性訓練，是許多賽區長期存在的現象；但馬的骨骼與關節要到更晚才會達到完全成熟，過早且高強度的訓練與賽事負荷，會放大肌骨系統傷害的風險。在此背景下，「用藥」也成為賽馬產業最具爭議的議題之一：不同賽區對賽日用藥、止痛消炎藥與治療用藥的規範各異，但「疼痛被壓下去、帶傷出賽」所造成的風險，始終是外界質疑焦點。此外，在比賽末段以鞭促使疲憊馬匹再加速，無論被辯稱為「安全」或「催策」，在倫理上都難以迴避其對動物福祉的衝突。

而為了篩選出極少數冠軍，產業也往往繁殖大量馬匹。那些跑得不夠快、受傷或退役的馬匹，一旦失去經濟價值，便更容易被出售、流轉，乃至走向被屠宰的結局。賽馬產業的發展史，也是一部人類憑藉主宰地位、將動物工具化並制度化管理其去留的歷史。

我們曾在2025年分享過「自由島」的事件：2025年4月27日，她在沙田馬場舉行的女皇盃賽事末段左前肢嚴重受傷，未能完賽；經獸醫評估「預後不良」，最終在馬場內施行人道處置（常被媒體以「安樂死」稱之）。

相關報導常使用「預後不良」或「安樂死」這類詞彙，看似中立、專業，甚至帶著慈悲：彷彿一切只是醫學判斷下的必要處置；彷彿死亡是疼痛的終點，也是最溫柔的選項。

但當這些詞被放進賽事現場的速度、賭盤與聲光效果之中，它們也可能成為遮蔽的語言：遮蔽「為何會受傷」、遮蔽「動物正在承擔風險」、也遮蔽「當動物不再能產出利益時，生命如何被快速結束」這套機制。

當然，獸醫層面的確存在殘酷的生理現實：馬是高體重、四肢承重的動物，嚴重骨折或關節損毀後，即使保住性命，也可能因無法平均負重而併發蹄葉炎等致命併發症；疼痛與失能往往長期且劇烈。我們不否認醫療困境；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困境總是在同一個地方、同一種娛樂裡、以同一種「必須立刻處理」的形式不斷重演？

賽馬的「意外」並非偶然落在馬身上，而是人類把高風險制度化地加諸於馬身上。

而當語言把「結束生命」包裝成「安樂死」時，它也可能同時弱化兩件事：第一，把責任推向「醫學必然」，使公眾的討論停留在「可惜」；第二，讓產業得以迴避「制度性淘汰」這個更貼近現實的描述。因為並非每一次都出於純粹慈悲；它也可能是在一個以速度、成績、投注與繁殖價值運轉的系統裡，當動物傷到無法再被投入競賽時，被迅速清算的結果。

賽事現場以布幕遮擋處置過程，確實降低了血腥畫面對觀眾的衝擊；但布幕圍起的，也可能不只是某一匹馬生命的最後幾分鐘，更是產業希望被移出視野、被降格成「不要太血腥」的那一面。

而為了人類幾分鐘的娛樂，讓這些動物承受高風險的訓練、競賽與傷亡代價，這樣的代價真的必須嗎？

臺灣《動物保護法》明文禁止「以直接、間接賭博為目的，利用動物進行競技行為」。但在鄰近地區，賽馬正被更積極地包裝進旅遊與城市行銷裡。

例如香港賽馬會推出包含入場、導覽與餐飲的參訪/體驗安排，將跑馬地馬場與沙田馬場等作為可被消費的觀光行程的一部分。而在日本，日本中央競馬會(JRA)也以對外旅客內容介紹東京競馬場，並直接以「受外國旅客歡迎」的觀光去處來描述其吸引力。

所以下次你在旅遊資訊或行程表看到「馬場觀賽／賽馬體驗」被包裝成文化亮點時，或許可以停斷然拒絕——我們不需要把金錢投入這樣的旅遊消費，替一種以動物承擔高風險為代價的娛樂書！

借用《波霸雞與翹臀豬》作者卡蘿·亞當斯提出的「缺席的指涉對象」（The Absent Referent）概念，我們也能洞悉賽馬產業如何合理化動物犧牲。

亞當斯指出，為了讓消費動物（無論作為食物或娛樂）在道德上變得可被接受，必須將動物從「具備感知的主體」轉化為「被消費的客體」。而在賽馬產業中，活生生的馬正是那個被轉化的「指涉對象」。

當產業以「預後不良」、「安樂死」等專業術語描述死亡時，語言便起到了將指涉對象「缺席化」的作用：它將血腥的制度性淘汰重命名為冷靜的醫療程序。在這些無菌詞彙與賽場布幕的雙重遮蔽下，馬匹作為受苦生命的真相消失了，只剩下「速度」、「榮耀」與「賭盤」等概念供大眾消費。這正是為何大眾的「愛」與「傷害」得以並存——因為在語言的魔術中，真正的犧牲者早已被隱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