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美國學者克里夫頓・弗林（Clifton P. Flynn）在《社會與動物》（Society and Animals）期刊發表了一篇研究。他調查了267名大學生，探討童年虐待動物的行為，是否與成年後對家庭暴力的態度有所關聯。

研究結果發現，在童年或青少年時期曾虐待動物者，長大後顯著更傾向於支持體罰兒童——即便在控制種族、性別、宗教信仰與童年受打頻率等變因後，這個關聯依然成立。不僅如此，這些人也更可能認同丈夫掌摑妻子的行為，比例是未曾虐待動物者的三倍。

超過六分之一的學生承認童年曾有虐待動物的行為；若單看男性，比例更高達三分之一。最常見的施暴形式是殺害流浪或野生動物，其次是刻意折磨動物。絕大多數施暴者並非只犯一次，而是反覆為之。

弗林引用學者阿斯吉安（Ascione）的觀點進一步指出，虐待動物的經歷不只反映了孩子所處的暴力環境，也可能影響同理心的發展。換句話說，對動物施暴，可能會讓孩子愈來愈難感受到他者的痛苦。

這份研究的核心結論告訴我們：童年對動物的暴力，與成年後對人際暴力的接受的正相關性。對弱小的動物施暴，可能是一種暴力的預演與內化；而這套邏輯，也可能更容易延伸到下一個更脆弱的對象。

既然暴力的種子往往埋在童年，那麼最有效的干預，也必須從童年開始。

動保教育不只是教孩子「不要打狗」，它實際上是在教孩子一套看待生命的方式：辨識痛苦、學習憐憫、理解自己的行為會對他者造成真實而深刻的影響。這些能力，正是同理心的核心，也是預防家庭暴力、校園霸凌乃至各種人際暴力的根本基礎。

然而，光靠孩子自己改變還不夠。

弗林的研究也點出一個常被忽略的問題：許多孩子虐待動物時，父母可能並不知情；就算察覺，也可能輕忽，也往往以「只是頑皮」、「又不是傷了人」一語帶過。「沒有傷人」，真的就沒有關係嗎？

當家裡的大人如此回應，我們實際上是在向孩子傳遞一個訊息：對弱小施暴是被允許的，甚至是正常的。這正是暴力文化得以在家庭內部悄悄延續的土壤。

不過，改變也可以從孩子身上開始。

當一個孩子學會辨識動物的痛苦、理解牠們的需求，他回到家裡往往會成為最直接的傳遞者——質疑大人習以為常的行為，要求家人一起善待動物，或者拒絕對動物的嘲弄與傷害。

孩子的道德直覺有時比大人更純粹，也更有感染力。動保教育進入校園，不只是在教育下一代，也是透過孩子，悄悄地重塑整個家庭看待生命的方式。

動平會在倡議路上經常被意見不同的人質問：為什麼要把資源花在動物身上，人都顧不好了？

弗林的研究給了我們一個有力的回答： #保護動物本身就是在保護人。對動物的殘忍與對人的暴力，從來不是兩條平行線，它們彼此交纏，根植於同一種對弱者的輕蔑與支配欲。

而長期以來，動物在道德論述中的位置，往往取決於牠們對人類有多少用處——牠們能否讓我們更健康、更安全、更有同理心。這種思維框架暗藏了一個危險的預設：動物的苦難，需要先被換算成人類的損失，才算「值得」被重視。

然而，感受恐懼與痛苦的動物，除了常見的同伴動物如貓狗外，還有更多我們習慣視而不見的處境：一頭從未見過陽光的豬，在密閉畜欄中度過一生、一頭被迫圈養的大象，在不見天日的圍欄與觀眾的掌聲之間度過一、一隻實驗室裡的兔子，在無法逃脫的程序中默默承受痛苦。

這些動物經歷的恐懼與苦難，同樣真實，同樣不需要任何人類「利益」的「加持」才具有道德重量。

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早在1975年便指出：感受苦難的能力才是道德考量的基礎，而非物種的歸屬，也非用途的分類。動物感受得到痛苦，這件事本身，就已經足以構成我們善待牠們的理由——無論牠們是誰的寵物，是餐桌上的食物，是馬戲團裡的明星，還是實驗室裡的編號。

動物不是人類道德進化的工具，也不是預防暴力的警示系統。牠們是與我們共享這個世界的生命，有自己的恐懼、依戀與求生意志。

動保教育，是在帶領大家看見那些最容易被忽視的生命然後選擇善待牠們。而一個懂得善待動物的社會，才有機會成為一個真正對所有生命都溫柔的社會。

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持續推動動物保護教育扎根工作。2025年我們舉辦了121場講座，觸及超過7,000人——從幼兒園到偏鄉小學，讓動保教育在全台扎根。如果你認同這件事，歡迎捐款支持動平會，讓我們的推廣之路走得更遠。

📚參考資料： Society and Animals〈Animal abuse in childhood and later support for interpersonal violence in families〉 Flynn, C. P. (1999).

• 聯合國承認兒童有免於接觸暴力對待動物行為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