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動物倡議，大概沒有人沒被問過這句話：「人都關心不完了，你還關心動物？」好像關懷是一塊固定大小的餅，分給動物，就等於從人身上挖走一塊。不過《波霸雞與翹臀豬：肉食色情論》（The Pornography of Meat）作者，美國生態女性主義學者、作家與倡議者卡蘿‧J‧亞當斯（Carol J. Adams）不這麼認為。
在Mélina Magdelénat為The Fifth Wave Institute進行的這篇〈Expanding our horizons of care, with Carol J. Adams〉專訪中，亞當斯將這個看似只能二選一的問題，放回「關懷倫理」的脈絡中，進一步追問：如果我們想建立一個以關懷為基礎的社會，為什麼非人動物也必須被納入其中？
以下是我們整理的專訪摘要。
誰值得被關注：從追孩子的母牛到失智的母親
亞當斯認為，動物挑戰了我們對溝通與道德地位的狹隘想像。許多需要關懷的生命，未必能使用人類的語言說明自己的處境，但無法說話不等於沒有表達。一頭追趕被帶走小牛的母牛，已經透過行動告訴我們她正在經歷什麼。真正的問題不是動物能否以人類熟悉的方式發聲，而是我們是否願意關注、理解。
這讓亞當斯聯想到照顧失智母親的經驗。即使母親逐漸失去敘述自身經歷的能力，她依然能享受幽默、體察他人，也仍是一個活在當下、具有感受的主體。然而，當醫師只對陪診者說明病情，不再直接與患者交談時，受照顧者也可能成為亞當斯在《肉的性別政治》（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中用來分析動物處境的「缺席的指涉對象」：生命明明就在現場，卻從他人的討論與決策中消失。這就像動物被轉化成「肉」以後，他們的生命與死亡也從語言與思考中一併消失。
關懷不是一圈圈向外稀釋
亞當斯引用哲學家瑪麗‧米奇利（Mary Midgley）在《Animals and Why They Matter》中對兩種「道德羅盤」的區分。
第一種是我們熟悉的同心圓：自己與家人在最內圈，朋友、鄰里、國家依序往外；離中心愈遠，關懷似乎也愈稀薄。
另一種則像彼此重疊的花瓣，不同的關係與責任——親屬、正義、特殊需求、感恩、欽佩與驚嘆——分別把我們與其他生命連結起來。
花瓣的比喻告訴我們，關懷不是把一條界線不斷外推，也不是只能在「自己人」與「外人」之間分配有限資源。動物要求我們練習拓展所認同、願意負責的對象，也讓我們看見：耗盡人的往往不是關懷的擴張，而是為了維持「哪些動物可以被愛、哪些動物可以被吃」等不穩固的界線，不斷替它尋找理由。
同一套界線，同一套壓迫
歷史上，人類與非人動物之間那條界線，經常被拿來當成壓迫他人的工具：只要能把一群人形容得「比較接近動物」，就更容易剝奪他們的尊嚴與自決權。黑人與其他有色人種長期被動物化；美國的移民語彙充滿去人性化的暗示；女性的月經週期與生育、哺乳能力，也曾被拿來證明女性「更接近動物」。
亞當斯也因此對一句流行的女性主義口號有所保留：「女性主義就是『女人也是人』這個激進的觀念。」她認為，這句話並未檢視「誰才算人」這個前提，只是要求把界線稍微往外推，剛好推過女性就停住。如果不去檢視誰仍被排除在外，那條劃分「誰值得免於傷害」的界線其實並未真正消失。
不敢知道，或是願意在乎
專訪另一個重要主題是悲傷。
許多人接觸動物受苦的資訊時，會本能地說：「不要告訴我，我不想知道。」因為一旦知道，就可能開始在乎；一旦在乎，也可能必須重新檢視自己的飲食與生活。
亞當斯不認為這種悲傷是軟弱。照顧失智母親時，悲傷幾乎是她每天都要面對的事：她不斷向「昨天的母親」道別，再重新認識「今天的母親」。
悲傷本就內嵌在照護之中；我們無法真正關懷，卻完全不為失去與受苦所觸動。
動物議題格外沉重，是因為許多苦痛正是人類造成的，尤其是那些被飼養、供人食用的動物。面對這種讓人動彈不得的悲傷，她認為方法不是逃避，而是誠實承認自己為什麼會悲傷：因為在乎，才會被觸動。對亞當斯而言，悲傷不必只讓人停滯；它也提醒她自己是誰，以及為何在乎。
數字量得到的，與量不到的
2023年，亞當斯與另外兩位哲學家合編了一本批判「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簡稱EA）的文集。她質疑，EA把可測量的成效置於核心。這在某些具體目標上確實有用，卻也容易忽視透過人際關係產生、難以量化的改變。
她舉了一個例子：有色人種維根者（vegan）在自己的社群中組織行動，協助人們吃得更健康、遠離工廠化養殖的肉品。他們的工作不僅能持續減少容易造成動物痛苦的消費模式，也有助於鬆動社群對維根生活的負面標籤、以動物倫理為共同關切建立人際連結，並為其他行動創造成功所需的條件。然而，這些成果難以量化，相關組織因而一再被排除在EA的資助之外。在這套評估邏輯裡，無法被測量的改變，就彷彿沒有價值。
亞當斯特別強調，教人如何實踐維根生活，本身就是重要的行動。人需要學習怎麼選擇食材、怎麼下廚，也需要有人陪著看見新的可能。
《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的作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之所以理解「不吃動物是可能的」，也與牛津的素食朋友教他和伴侶做菜、推薦食譜有關。每一次一起煮飯、分享食物，都可能讓觀念真正進入生活；這類由關係促成的改變，很難被單一指標捕捉。
與人「同在」，而不只是「為」了誰
亞當斯進一步批評，EA的理論與資源分配方式幾乎完全由上而下：主導方向的哲學家欠缺第一線經驗，卻制定衡量成效的標準並掌握資源分配。當外部檢核不足，便很難判斷他們所定義的「行善」是否真的帶來善。
這也反過來讓亞當斯的方法更清楚：真正的改變不能只從遠處替別人做決定，而要和受影響的人一起工作。
亞當斯創辦過家暴求助專線、帶領過針對種族歧視的法律訴訟、協助移工尋找永久住所，也投入牧靈關懷與暴力預防。
亞當斯早在1976年便完成了後來發展成《肉的性別政治》的初稿，但她認為那一版「太簡單」。在接下來的十五年間，她一邊投入第一線的社會正義工作，一邊持續閱讀與思考，逐漸發展出一套能看見不同壓迫如何彼此重疊、交織的理論，而不只是停留在表面的類比。
對亞當斯而言，行動不是拿理論來應用的場合，本身就是思考與寫作的養分。
誰照顧亞當斯，她又照顧誰
專訪最後，亞當斯談起她如今的日常。
結縭四十八年的伴侶、孩子、孫兒與姊妹，都在她的照顧網絡裡。當年一家人輪流照顧失智的母親時，她們訂下「好女兒守則」：不必每個人同時都當好女兒，可以輪流一人撐一陣子，再換另一人接手。這使她們得以長久分擔照護，也能適時照顧自己的需求，而不把個人需求凌駕於共同需要之上。
家中還有一隻救援而來的老年迷你杜賓犬，是伴侶在無家者日間中心工作時，由幾位無家者託付的。亞當斯也經常照看附近一對在社區沒有親戚的孩子。她曾購買明尼阿波利斯一家經營困難的維根餐廳餐券，送給一位替遭遣返者中途照顧動物的維根女性主義者；既支持餐廳，也讓對方知道自己的付出被看見。
對亞當斯而言，「鄰人」從來不只是地理概念，而在於是否願意讓一個人知道：他很重要。
最後，在情感與思想上持續支撐她的，是對維根主義的承諾。每日餐食都提醒她：她在乎，也正在努力讓自己的思想與選擇保持一致。
動物不是附加題
從《肉的性別政治》、《波霸雞與翹臀豬：肉食色情論》到這次專訪，亞當斯持續邀請我們重新看見那些被文化、語言與制度隱藏的生命。這篇專訪也提醒我們，動權倡議可以發生在餐桌、廚房、照護關係與日常對話裡。每一次願意看見、傾聽與陪伴，都可能為改變打開一道入口。
將非人動物納入關懷，並不會讓人類得到的關懷變少。相反地，當我們學習注意那些無法以主流方式為自己發聲的生命，也是在培養一個更能看見依賴、脆弱與權力不對等的社會。動物並不是關懷社會的附加題；他們正是檢驗我們是否真正理解關懷的一道核心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