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紅色修羅場：當動物與女性一同失語》系列講座
歷史、圖像、性別裡的人與動物關係—從《波霸雞與翹臀豬：肉食色情論》談起
日期：2025/9/6
講師：鄭麗榕(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因為我本身的訓練背景是歷史學，而這本書的內容與陳述方式，與我的領域習慣的方向並不完全相同。所以，我也是以讀者的心情前來，像是和大家一起開讀書會的方式，分享我的理解。

關於作者 Carol Adams，我會說她是一位「為社會進步挑戰成見」的人，這是我對她的理解與定位。Google 搜尋她的名字時，會看到的關鍵字包括：純素飲食、缺席的指涉（對象）、素食主義、活動家、作家、批判理論，以及女權素食主義者。她不是純粹的理論工作者，而是一位關心社會並投入實踐的作者，將女性、動物與素食主義連結。

這本書對我們現在所處的社會、以及我們自己，究竟有什麼意義？是我在閱讀時一直思考的，這是我們今天可以一起討論的事情。

Tom Regan 在文章中曾經以「大馬士革人（Damascans）」來代表原本對動物議題沒有感覺的人，因生命中突然發生的一件事，觀念產生劇烈變化，開始看見以前看不到的事物。

對我來說，我自己的研究歷程也有這樣的經驗。一開始並沒有特別關注動物，但後來某些事件讓我意識到動物的處境，也因此轉向這個研究領域。其實我一開始也不是做動物史的，我大學、碩士的時候，主要是做民國史、近現代中國史。在那個年代，雖然歷史學開始接觸新社會史，但把非人動物視為研究對象，在學術環境裡還是很不習慣的。所以那時候我對動物、動物歷史是沒有特別想法的。

轉折是在 2000 年，我回到學校念博士做研究，當時因為養了一隻貓，這段與同伴動物共同生活的經驗讓我萌生一個念頭：在書寫論文的過程中，是否有可能同時為牠、或為動物發聲？這在當時是個有點浪漫的想法，但也因此促使我調整研究方向。我其實是在博士班三年級才開始接觸動物史，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那段時間，我受惠一些源頭活水，包括動保團體的夥伴，以及讀書會這樣的community，今天這本書對我來說也是這樣的存在。

Carol Adams原本對動物與素食並沒有強烈的想法。但是她在 22 歲那年，念耶魯的神學院，完成了大學的那個第一年的學業回家，有人來敲門告訴她，她熟悉的一匹小馬被射殺了。晚餐時她要吃漢堡，忽然意識到自己吃的是另一個「死去的生命」。就是這種突然的轉折的時刻（「大馬士革時刻（Damascus moment）」），好像忽然間你的觀念，就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我自己在研究人與自然世界、人與動物與植物關係的過程中，也彷彿打開了一扇紙窗。原本，我只是抱著一個很小的念頭——想替我的貓、替一些動物寫故事，後來轉向真正「看見動物」，這種視角轉變也是動物史研究的重要關鍵。這也是李鑑慧老師一直強調的，最近她也會去談歷史學裡面到底有沒有「看見動物」這樣的一個主題。

這本書的幾個關鍵概念，在動平會的網站上已經有整理。書中最重要的，是把女性與動物之間的被壓迫經驗連結起來。我們常忘記人類本身也是動物，在主流文化中，人把「動物」視為較低等、負面的存在。因此，在動物史研究中才會特別強調「非人動物」，提醒我們跳脫人類中心的視角。

女性主義關注的是不平等、壓迫與權力結構，包括白人中心、父權體制等不公義的系統，並試圖抵抗它們。Adams 的書便指出，在視覺文化與廣告中，女性的身體常被比喻成動物、被物化；而動物的肉體則被呈現成心甘情願被消費的形象。

舉例來說，廣告裡常看到動物以擬人方式微笑邀請人類來吃自己，像「會笑的牛」、「我好高興你來吃我」等意象，甚至有豬自殺的諷刺形象，彷彿動物樂於被屠宰、被端上餐桌。這些影像有時還帶有性暗示，把女性身體性化、肉品美味化，傳遞「真正的男人要吃肉」的訊息，把肉食與男性氣概扣在一起。

書中也討論「女性化蛋白質」──例如牛奶。雖然女性常被負面呈現，但女性身體、奶水卻被視為營養來源，是維持生命的重要基礎。Adams 批判這些矛盾且被自然化的文化語言，指出它們如何將性別、物種、身體與權力關係交織在一起。

總而言之，這本書透過批判視角，揭露女性與動物在文化中被共同物化與消費的方式，也挑戰我們重新思考看似理所當然的肉食與性別想像。

這本書大量採用歐美的案例，剛開始閱讀時，我確實感到有些距離感。像是「女性與肉品的連結」這種討論，在台灣的日常生活中似乎不那麼直接可見。然而，當我嘗試用另一種眼光去看時，發現我們也能找到相似的結構與現象。

（上圖）左邊這張廣告影像中，高跟鞋與女性腿部被綁吊起來，象徵對女性身體的宰制與物化。右邊這張照片則來自台灣的歷史脈絡，顯示過去在運輸豬隻時的方式──豬的四肢被綁起，固定在竹竿上，由人抬運。台灣的動保團體也曾討論這樣的做法，例如出現在養豬公比賽、傳統運輸等。從養殖場到屠宰場，以前運豬的方式多半採用類似圖中的方法；捕捉野豬送殺時也常見這樣的畫面。這些例子在台灣過往非常普遍，只是現在較少見了。

在這裡（上圖），我們可以看到兩張圖。左上這張是 Adams 書裡的例子，把女性的身體標成像肉品切割部位一樣。右下角則是我在網路上找到的肉品廣告，它把豬的身體切成不同部位，標示出每一塊肉的位置。這兩張圖有一個共同點：不論是女性的身體，或是一隻豬的身體，都被分割、標示、命名，好像在告訴我們哪一部分比較好、比較值得拿來吃。尤其右邊那張圖，你會發現它完全是用肉（meat）的角度去看，而不是把這隻豬當作一個生命來看。整體呈現的方式，就是直接把身體當作可用、可切割的部位去思考。

（上圖）左邊是書裡的照片，右邊這張圖是台灣雞場的照片。可以看到，不管是國外還是台灣，籠飼雞因為必須把頭伸出籠子吃飼料，身體長期摩擦，羽毛、脖子上的毛會掉落，甚至出現皮膚的創傷。你就會看到牠們的身體發生很悲慘的變化。但在養殖體系裡，只要牠們能長大、能被宰殺、能進入市場，好像就可以了。

這些都是集約化養殖帶來的問題。對雞來說是痛苦的，但對人也不一定是好事。因為大量動物聚集在同一個空間，人為了防止疾病，不是只治療生病的個體，而是所有的雞都會被打針、吃藥，結果最後也會造成食安問題。也就是說，這其實是一個「雙輸」的系統：對動物不好，對人也不好。

這樣的變化，其實就是這五、六十年來，二次大戰之後才出現的現象。工廠化養殖並不是很久以前的傳統，而是一個非常現代的制度，其背後有很多結構性的問題。這些都是我們在做歷史研究時，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議題。

（上圖）圖片是引用自東海大學社會所殷志偉的碩士論文〈物種主義的再現與強化：以工廠化農場、速食連鎖店與賣場為例〉，這篇論文到現在已經大概十二年了，當時他就用了一些跟 Adams 很類似的分析概念，去看台灣的雞肉、豬肉相關廣告。

比如殷志偉這裡的麥當勞廣告，廣告裡說這些雞住在「五星級飯店」，空氣好、水質好、空間很棒，強調雞住得很好。但其實這樣的敘述，是用人類的視角在美化飼養環境，把雞舍包裝成一種享受，好像給牠們非常優質的生活。廣告還特別強調說這是「五星級套房」。可是「套房」這個詞其實很有意思。套房本來就是一個小空間，活動範圍有限。雞是幾乎不能移動的，可是透過「五星級」這樣的修飾，就讓大家感覺好像牠們住得很好。

在養豬的廣告裡，我們常看到「自然豬」這種畫面：豬走在草原、山景很美，給人一種很天然、很健康的感覺，好像我們吃的豬都是在這樣的環境長大的，跟安全、安心連結在一起。像光泉牛奶的動物形象也是這樣，牛看起來非常開心、健康、活潑。這種廣告裡面，性別的部分比較沒有特別強調。可是在「幼豬寶」飼料廣告裡，就出現豬媽媽開心使用人類飼料去餵養小豬的想像。

人類學家李維史陀在二十世紀末出版了一本書《我們都是食人族》。這本書其實是他把過去發表在期刊上的文章集結起來，其中有一篇回應 1990 年代的狂牛症事件，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觀察。

他指出，牛本來是吃草的動物，可是在狂牛症的事件裡，我們看到人類把牛製成飼料再餵給牛吃，等於改變了牠原本的生物特性。牠是一種素食動物，卻被餵成肉食。像雞的飼養也有類似情況，有時會把小公雞絞碎，變成蛋雞的飼料。這些做法其實都是人為的，而且是值得被譴責的。狂牛症之所以會造成牛的大腦出現空洞、最後倒下發病，就是跟這些養殖方式有關。換句話說，這變成是牛吃牛。李維史陀形容這是令人非常反感的，就像人吃人一樣。當然不同民族在食人行為上可能有不同理解，但對大多數人來說，想到被人吃掉都是非常可怕的。像有些殺人犯會吃掉被害者，社會一般都會覺得這是極端噁心、難以接受的。

李維史陀提到，十八、十九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孔德曾對吃動物提出一種歷史性的預言。李維史陀認為，歷經狂牛症之後到二十一世紀，我們重新回頭看孔德的想法，會發現他的預言好像真的發生了。

孔德怎麼說呢？在十九世紀，他把動物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對人類有危害的動物，他認為應該直接消滅。像我在做狩獵史研究時，其實也看到同樣的分類：早期發放狩獵證時，第一個被列入可以獵殺的就是所謂「害獸」與「害蟲」，只要對農作物或人的生命財產有威脅的，就直接殺掉。這和孔德當時的思路是一致的。第二類是人類要圈養、保護、用來食用的動物，也就是經濟動物。這些動物的生老病死都被人為控制。孔德的說法是，這些動物變成了人類「營養實驗室」中的有機化合物。人不只不殺，還會透過人工方式去改變牠們的身體，讓牠們變成更適合被吃、被利用。第三類是可以幫人類工作的動物、勞力性的動物。既然要使用牠們，人就希望牠們越完美越好：跑得快、工作時間久、效率高。甚至把牠們原本吃素的習性改成吃肉，讓牠們「更強」，好像肉食動物比較完美一樣。

這些觀念在十八世紀就被孔德提出，但李維史陀認為，沒想到在二十世紀末，我們真的在現實中看見了這樣的情況。從「許多物種因為人的關係而滅絕」來說，跟我們現在常談到的「人類世」有關。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裡非常重要、被高度關注的一個時期。雖然有人認為「人類世」可能早在四、五百年前就開始了，但真正讓整個地球、整個生態系統快速改變的，其實是這一百多年的時間。很短的時間內，許多物種就消失了，我們必須面對物種滅絕的問題。然後是動物被當成「營養實驗室」的處境，現在可以看到有關的是，牠們被置於工廠化飼養環境，像格子一格一格的養殖方式，或者所謂集約式飼養，這些都是工業化農場的模式。狂牛症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發生的：原本草食性的動物，被餵成肉食性的，生物性被忽略，結果從「營養實驗室」變成了「死亡實驗室」。在這樣的制度下，動物的身體、牠本來的需求都被看不見了。動物承受過勞，我們人自己也常說活得很累、很像過勞，事實上動物也一樣。牠們為人類工作、被使用，也會過勞。我們不要以為像貓咖啡這種地方的動物就一定是快樂的。牠們每天要陪伴客人、跟人互動，如果把牠們當成員工來看，那牠們的工時是什麼？待遇是什麼？這跟人過勞是同一個問題，人過勞、動物也過勞，這呼應「動物為人類工作的情況與日俱增」的情況。

關於李維史陀對未來肉食的預測：我從《我們都是食人族》的角度解讀，覺得他本人應該是比較支持走向素食這個方向的人。他認為，未來人類的肉食會越來越稀少。但是就目前來看，這個預言好像還有待觀察。比如說他在二十世紀末提出這個觀點的時候，認為人口會在一百年內倍增，食物都會拿去供給人類，因此牲畜和家禽能分到的食物會變少，肉類就會變得稀有，只會出現在特殊場合。可是我們現在的情況剛好相反，我們面臨的是少子化，反而不是人口暴增。當然，現在人活得比以前久、保有更好的醫療與營養條件是事實，但人口變化的走向和李維史陀當時的推測不同。他預測肉食會變得珍貴、像過去傳統社會那樣，不常見、只在特別場合食用；甚至覺得畜牧業會慢慢消失，肉類得靠打獵取得。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分工越來越細緻，肉食反而在餐桌上非常普遍，並沒有變得稀少。所以李維史陀的這個評估，現在看起來有一些地方還沒有發生，甚至跟現況不太一樣。

前面提到工廠化養殖的影像，關乎台灣開始出現比較大型的養雞場，是跟著國外的集約化養殖發展而來的過程，這個探討可以成為台灣動物史研究裡一個重要而有發展性的方向。我最近也寫了一篇相關文章，算是讀書筆記的形式，因為很多觀念我還在思考、還在慢慢發展，去跳脫人類中心的角度，去看到動物在這個集約化體系裡的處境。

「閹雞」的歷史、文化意涵的筆記：

馬偕在1870年代初抵台宣教，在著作《福爾摩沙紀事》中提到，當時台灣沒有火雞，但普遍看得到閹雞。閹雞指的是幼年即被去勢的公雞：透過去除雄性荷爾蒙，使其溫馴、肉質更嫩，不會像一般成年公雞那樣好鬥、肉較硬。這是清代以來的傳統養殖方式，甚至延續至今。在日治時期，閹雞不只是食材，更逐漸具有文化象徵意味。殖民政府帶來現代化制度，包括教育、衛生、報紙和交通，但同時也對台灣人的生活和身體進行嚴密管理。在這個背景下，閹雞被文學、戲劇賦予隱喻，象徵被馴化、被馴服、被完全控制的生命。所以在文學與文化中，有時可見台灣人被比喻為閹雞：失去自主、服從外力、看似安分。

傳統史學的主要觀點通常不會把「看見動物」作為論述核心。像李鑑慧老師那樣，直接把動物視為主體去觀察歷史的研究仍屬少數。大多數歷史研究談動物時，多是從農業史、人類社會史的角度切入，並非真正聚焦動物本身。

這裡介紹的中國歷史上的素食概念也是如此，雖然某些角度看似能與當代動物研究接軌，但仍以人為本位。

以既有的食療史為例，雖然其中涉及性別、階級等議題，看起來和動物倫理或動物研究（animal studies）似乎有接軌的可能，但其實主軸仍是人類的身體與需求。例如，我們現在民間仍有「食物清不清、太熱或太冷」這種觀念，這在宋代以來的養生理念中就已存在。當時認為年輕或身體虛弱的人應吃「清」的食物，過於厚重的飲食反而有害健康。某些素食被視為「清」，但也有一些「清」的食材是來自動物。

到民國時期，素食作為植物性的概念已經傳進中國，從宋代以來延續的傳統食療觀念中，其實已存在某些與素食、植物性飲食相近的思維。雖然素食常被視為外來觀念，但中國文化本身也有「清淡」「清補」等概念，某種程度上與素食倫理有交集。

梁其姿老師也指出，西方十九世紀以來的思想傳統中，同樣存在素食與動物保護的聲音。一般認為基督教文化不強調素食，但事實上基督教思想十分多元，如李鑑慧老師說的，就像一個「思想倉庫」，不同的行動者會挪用其中不同觀點來支持自己倡議的社會運動。即便在基督教的一些流派裡，也有人主張素食，認為動物肉對身體有害。印度的甘地並不是在印度開始吃素，而是留學英國後，受到基督徒素食社群影響才採行素食。Peter Singer 也有類似的經驗，他是在英國接觸相關思想與社群後，逐漸發展出他的動物倫理觀。這些例子顯示，素食與動物保護思想並非單一文化的產物，而是跨文化交流與思想互動的結果。

李石曾主張中國人應該多吃素，但他並不是從動物倫理出發，而是從經濟角度思考。李石曾認為，中國地少人多，如果投入大量資源飼養牛羊，不但不符合經濟效益，還需要先種植飼料供牲畜，再由人食用肉類，這樣的「能量轉換」與土地利用方式不經濟。相較之下，直接吃植物更符合中國社會的資源條件。今天也仍有素食倡議者引用類似觀點，強調素食的環境與經濟效益。然而，這種論述並沒有真正「看見動物」，仍主要以人類利益作為核心，從成本與效率的角度理解飲食，而非出於動物生命價值本身。

在二十世紀初期，西方的營養學與肉食觀念透過留學生進入中國社會，對於改造國民身體與國家現代化帶來影響。庚子賠款後，西方列強認為中國落後、野蠻，是因為缺乏文明與科學教育，因此要求中國設立留學制度，派遣學生學習「現代文明」。這批留學生中，像吳憲這樣赴美從事生物化學與營養學研究者，將西方科學、尤其是以白鼠實驗為基礎的動物蛋白理論帶回來，動物被視為蛋白質與脂肪的來源，肉食被當作強健體魄、提升國力的手段。

這樣的觀念與當時「東亞病夫」的民族身體論互相扣連，認為虛弱愚昧和營養不足有關，因此鼓勵多吃肉、攝取動物性蛋白，才能擺脫民族劣勢，變得強健、文明，與西方競爭。這是一種五四時期的啟蒙邏輯：弱國與弱身體相互映照，而肉食成為強身與現代化的象徵。這套營養學與國族身體論的結合，影響了抗戰時期乃至戰後的中國社會，逐漸成為主流觀念：吃肉等於文明、現代與國力強盛。

因此這種營養論述，更多是從被啟蒙、要變強的角度，接受了肉食是比較好的飲食，與 Carol Adams 所談的西方文化中肉食與男性權力支配動物和女性的關係，不太一樣。

■ 紀錄與補充資料：龔玉玲